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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網南京12月13日電 (記者 朱曉穎)普通的老人，不普通的經歷。他們是南京大屠殺ARMANI幸存者。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過去整整76年。即便是從戰爭劫難中幸存下來的襁褓嬰兒，如今也已白髮蒼蒼。戰爭烙印無法從這些老人心中抹去，而他們面對晚年生活也一同常人淡定坦然。
　　今天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整合負債萬同胞遇難76周年祭日。
　　數字對幸存者來說等於無概念。不管今年是“紀念的第多少年”，只要能走得動，他們就會出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廣汽車借款場上，參加千人規模的和平集會。
　　今年也網站優化不例外。
　　在儀式開始之前，已經有很多老人提前來到紀念館。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，他們在開著暖氣的休息室里先行休息。期間，相互熟識的老人們有的相互閑說幾句、互道寒暖，有的聊起今年哪位老人又“信用貸款走”了，有的在座位上沉默不語。
　　今年84歲的夏淑琴是他們中的“名人”。5年前，她因反訴日本右翼作者侵權案二審勝訴，被稱為“勇敢的老人”。
　　她依然穿著每年固定穿的紫色棉襖，因早上到館有點遲，還在生自己的氣，嘴裡嘟噥著“糊裡糊塗的”。
　　“我清楚記得今天是76周年(祭日)，不管怎麼樣，歷史不能忘，年年都不能忘，南京大屠殺歷史是血的歷史，滿地都是死人……說起來非常難過，一想起來就掉淚，雖然說‘哭牆’不哭，我還是想哭。”夏淑琴說。
　　76年前，夏淑琴全家祖孫九口人中七口遭日軍殺害，當時她只有8歲。
　　“去年，去日本做了12天證言，今年還不知道會不會去。”老人還沒什麼計劃。
　　去年剛得過腦梗的李高山聽力明顯不如往年，記者發問需湊近耳邊重覆多次。他裹著厚厚的圍巾，戴著毛呢帽子，說話時身體不時微顫。
　　今年89歲的李高山有著南京保衛戰參戰老兵、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雙重身份。
　　“(腦梗)來得比較急，現在還有點後遺症，手有點麻”，但他依然在兒子的陪同下趕到紀念館，“不能回憶，回憶起來很難過……我們現在就是把歷史交代給下一代。”
　　每年和平集會的廣場上，梅壽蘭總是坐在輪椅上，寒風中排在幸存者座次的第一排。老人今年84歲，一如既往地不善言辭，有什麼話，總是交給大女婿梁心流“代言”。
　　“她沒有什麼文化，想表達說不出來，一談到過去就哭，沒有辦法。”梁心流說，本來老人就很少外出，今年還在家摔斷了右胳膊，現在恢復得還行，但不能自理；老人很倔，只要能動，每年都一定要來紀念館。
　　今年80歲的佘子清一早就在休息室忙裡忙外，一位紀念館工作人員忙亂中找不到不大熟悉的幸存者，都跑來問他。
　　佘子清可能是對幸存者最熟悉的一位，他平時在紀念館做志願者，已堅持近十年。
　　帶著皮帽、身形瘦削的他，看上去精神矍鑠，身體狀況不錯。他告訴記者，2004年時，他一周中有6天要來紀念館當志願者，現在年紀大了，從2008年起，每周來一天，幹些維持秩序、保潔、給年輕人講解歷史的活。
　　“退休拿3600元，夠吃夠用。這些活不吃力，我也很高興，能為國家做點好事。我的願望就是下一代記住歷史，勿忘國恥，振興中華。”
　　他還告訴記者他的“生死觀”：“當年，我沒有被殺死，經歷了這段歷史，對我來說，就是好好活下去。”
　　雖然已是76歲高齡，白髮蒼蒼的阮定東老人，作為今年新認定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，還成了健在100多名幸存者中最年輕的一位。早上剛剛去“哭牆”摸過爺爺的名字，他說話語氣還有些沉重。
　　“爺爺的名字上了‘哭牆’，了了我一樁心愿。”他說。
　　今年7月，阮定東的爺爺的名字阮家田，作為新增遇難者名錄中的一個，被刻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黑色石壁中，阮定東一家人有了祭奠親人的地方。
　　一邊揉著自己的腦袋，一邊囔囔抱怨找不到紀念館出口，今年83歲的劉素珍本想去紀念館工作人員那裡咨詢醫葯費報銷事宜，不曾想迷了路，還一頭撞在玻璃門上。
　　“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了，現在來都有些氣喘了。”她感嘆著。
　　老人今天四點半起床，獨自一人，拎著布袋，提著小板凳，轉了一趟公交車，趕到紀念館參加集會活動。“兩個小女兒一個在北京，一個在淮安，不麻煩她們了。”
　　小板凳也沒派上用場。“(集會上的幸存者們)第一排坐輪椅，我在後面，他們都站著，我也不好意思(坐)。”
　　說起晚年生活，老人樂呵呵的，笑起來滿臉皺褶，露出僅剩的幾顆牙齒。“看病時，我和醫生護士有說有笑，她們都喜歡我，都說我好，我心態好。”
　　老人說，自己獨居，平時社區居委會經常打電話來問候，她也經常出門和樓下的同伴們曬太陽、聊天。
　　“現在的生活和過去已經不能比，過去太苦了，現在太好了”，但她又伸手去摳眼窩中的淚水。
　　沒說多久，老人起身，提著小板凳，佝僂著腰走出門去趕公交車，並婉拒記者護送的請求：“沒事的，我能行。”(完)　　（原標題：76年後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：只走得動就會來）